钱学森:吾国与吾学

  “那时,我自己和我的许多同学们都有一个信念:我们学习,就是为了建设未来的祖国。”这样的誓言在1964年化为原子弹的一声巨响,震惊世界。

作者:本刊记者 何焰 来源:南风窗 日期:2019-11-01
  三封家书
  钱学森在44岁之前,仿佛一直都在漂泊。
  1911年,阴历辛亥年,他在上海出生。在杭州牙牙学语到3岁,跟随父母北上,他在北京城里待到了18岁,又考回了南方,到上海交通大学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。期间,他回杭州老家养病一年,23岁大学毕业后再次北上,考取清华大学“庚子赔款”公费留学生。
  在钱学森24岁这一年,母亲章兰娟病逝,只剩父亲钱均夫一人,送他登上远赴地球另一面的轮船。
  到了美国之后,他先在美国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,又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读完博士学位,工作、学习10年,35岁时回到麻省理工学院,半年后成为了该校建校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,不到3年,又被返聘回西部,回到了帕萨迪纳市的加州理工学院。
  随后,是他坚决回国却遭受拘捕、软禁的5年。
  从中国到美国,南北南北,东西东西,钱学森的人生辗转不停。
  在此期间,他学习的“初心”也一再变更,从学习火车制造,到学习航空工程,又转向航空理论,最后研究工程控制学。
  44年飘如陌上尘,但他并非无根蒂。
  幼年随家,到18岁,钱学森做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决定,虽然成绩优异,但是没有报考全国最知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,而选择上海交通大学,去学习火车制造。
  因为他有一个偶像,詹天佑。刚刚成年的钱学森,希望自己能像民族英雄詹天佑一样,为落后的中国修建铁路。
  “1·28”淞沪抗战发生时,钱学森正在上海求学,他目睹了日本空军对中国土地和人民狂轰滥炸的惨象。因为没有空中作战优势,中国军队在战争中被压制。1933年下半年,当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航空工程课程之后,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就选修了,并且连续两学期都是遥遥第一名。
  大学毕业后,他没有去铁道部做月薪60大洋的工作,而决心转向航空工程专业,出国留学。
  出国之后,钱学森的每一次选择,代价又都是辗转。
  钱学森在美国时,与父亲钱均夫保持通信,其中有三封,如烛火照耀,投射出钱学森在美国20年的剪影。
  第一封信写在1936年,钱学森愤怒离开麻省理工学院,转投加州理工学院的航空理论研究权威冯·卡门门下之时。
  虽然钱学森只用1年时间便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,但因为他中国学生的身份,而被拦在了飞机制造厂实习的名额之外,多次交涉失败后,钱学森决定离开实践性强的航空工程专业,改学航空理论。
  钱均夫劝阻儿子。
  “国家已到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,望儿以国家需要为念,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钻研,而不宜见异思迁。”
  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,师承章太炎,与鲁迅为同班同学。他内心希望儿子学成便归来,多造飞机,不要继续花时间学习理论,但得知钱学森的抱负,“只有掌握航空理论,才有可能实现超越”之后,钱父变得释然。
  第二封信写在1949年,新中国诞生之前。
  钱学森已经在筹备回国,钱均夫恰巧也寄信来。
  “儿生命之根,当是养育汝之祖国。叶落归根,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,望儿三思。”
  钱学森先后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、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,脱离敏感的美国军方交际圈,然而真正启动回国之时,还是先后遭受了拘留和长达5年的软禁。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那一句有名的话—“我宁可把他枪毙了,也不让他离开美国。无论在哪里,他都值5个师!”—为钱学森带来了厄运与归国的重重险阻。
  第三封,是钱父得知独子钱学森在美国遭拘捕、受软禁之后。
  “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,在此不必赘述。吾所嘱者:人生难免波折,岁月蹉跎,全赖坚强意志。目的既定,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;即使弯路重重,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。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,对故国的忠诚;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……”
  去国20年,钱学森飘零如许。他在美国没有置一处房产,也没有存一分钱保险,他在美国发奋学习,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中国。
  钱学森70岁时回忆自己青年时,“为了什么目的而学习?”
  他说,“一个青年人学习,总该有个什么目的。我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上学的。······那时,我自己和我的许多同学们都有一个信念:我们学习,就是为了建设未来的祖国。”
 
  游子归旅
  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,已经在海上航行了20多天。
  刚好在1955年9月17日,钱学森与夫人的结婚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出发,邮轮在海面上驶过中秋,驶过国庆,到了10月8日凌晨,终于要驶入香港。
钱学森一家四口都在船上。
  在一个半月前的日内瓦谈判上,中国以11名美国空军战俘和一封钱学森的亲笔信为要求,成功“营救”了钱学森。
  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,是他们能买到的最快的回国船票。船上同时还有其他的中国学者和归国同胞。
  10月8日早晨,钱学森早早地起了床,“我热切地望着窗外,经过这20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,现在我终于要回到家乡了。”
  在接近香港的海上,中国政府派来一艘接驳船保护钱学森的安全,将他们一行人接到了九龙,再由九龙搭乘火车到深圳。
  彼时的香港还被英国统治,社会情况复杂,船上的归国学者们早早地为新闻媒体准备好了一篇归国声明。但钱学森主张,把《我要控诉!》改成《向祖国致敬》,他说,不必用左拉的笔调,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。
  在九龙海关,钱学森一行人迈过深圳罗湖小桥。
  中国海关大楼的广播里,应时响起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:“全国同胞都在欢迎你们!现在,我们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三年,我们需要你们的加入!让我们一起努力,共同追求更美好、更繁荣的生活!”
  受中国政府委托,中国科学院、广东省政府领导和科学家代表,在桥头上负责迎接钱学森归来。
  当时朱兆祥是中国科学院的迎接代表,他回忆当时的画面,自己正在人群中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学森一家,手突然被人抓住,握得很使劲。他猛一转身,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。
  那不是钱学森,他们彼此也不相识,对方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的,只是把他当作了国门的代表。朱兆祥大为感动,但很快发现,后面进来的人,一个挨一个的,都热泪盈眶。
  片刻接到钱学森一家后,在朱兆祥的陪同下,钱学森一家游览了广州、上海,最后去到北京。
  44岁的钱学森,身形清瘦,即使久居国外,还是保留着一口地道的京腔普通话。他仍旧是沉默,坐下来就看自己的书,但看人时,一双眼神生动灵活。
一到广州,他就在新华书店买了两本小册子,《第一个五年计划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,这是当时新中国的两件大事。
  到了上海,钱学森曾经求学的地方,他反而不再熟悉了。
  “街上是那样的干净,没有扒手、小偷、摊贩,也没有趾高气扬的外国人。取而代之的是,穿着蓝黑色棉夹克的男女、扎着红领巾的快乐儿童,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,明码标价,再也不需要讨价还价了。”
  在离开美国之前,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劝阻他回国,质问他,一个优秀的航天科学家回到一个农耕社会能够干什么?
  10月23日,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隆重的茶话会上,一位年老的药学家告诉了钱学森另外的话,“现在政府不同了,要钱有钱,要设备有设备,就是少人才。你回来了很好,大家一起干吧!”
  10月28日,他回到北京,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来车站迎接他,吴有训、华罗庚、周培源、钱伟长、赵忠尧……20多人拥拥簇簇,等待与钱学森汇合。
  离开北京这些年,这座城市仍旧叫钱学森感到亲切。他去拜访了母校北师大附中的老师,以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。11月5日,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毅接见了钱学森,代表党和国家欢迎他的归来。
  钱学森的归旅还没结束。每一天都被新中国美好的前景所鼓舞,但20年阔别,他还在摸索。
  11月22日,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,钱学森被安排参观东北地区,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。哈尔滨、长春、吉林、沈阳、抚顺、鞍山、大连,一路看过来,钱学森非常兴奋,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现状比他记忆中的要好太多了。
  东北之行的高潮,是一次参观。钱学森告诉朱兆祥,自己有两位老朋友在哈尔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(简称“哈军工”),想趁机见见他们。但当时的“哈军工”是全国唯一一个现代化装备维修、研究、设计人员培养的学校,属于绝密单位。
  钱学森被紧急特批,进入“哈军工”参观。“哈军工”院长陈赓大将,奉时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命令,一大早从北京搭飞机赶来哈尔滨,在校门口等待钱学森。他拍板,为钱学森开放了所有的实验室,“对于钱先生来说,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要保的。”
  这是一个伏笔。
  在空军工程系的一个实验室里,陈赓突然严肃起来。他面对钱学森,看着他的眼睛,问:“钱先生,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?”
  “有什么不能的?外国人能造出来的,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。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了一截不成?”
  陈赓一把握住钱学森的手,大声地说:“好极了!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!”
  至此,钱学森的归国之旅结束了。
  前半生的求学漂泊,以此为始,终于要落地发芽。
 
  “两弹一星”
  1956年,钱学森获得了两个身份。
 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,这是公开的;
  另一个是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、导弹研究机构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,并担任院长。这是一份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子女,外不告亲友”的绝密工作。
  一两次慌张过后,钱学森再突然消失个几十天,妻子蒋英也不会着急去找,只是和孩子在家等待着。
  1960年2月19日,临近东海的一块平坦土地上,“T-7M”火箭首次试验发射。
  探空火箭,是在钱学森领导下的项目之一。
  那是新中国最为穷苦的几年。在试验当天,发射场的设施简陋得几乎令人心酸。发电站是用芦苇席子围成的,顶上盖一张油布蓬,中间放着一台借来的50千瓦发电机。发射场距离发射架和“指挥所”大约100米,之间没有任何通讯设备,发布命令必须要靠大声叫唤,配合手势。
  但“T-7M”探空火箭庄严地竖立在了20米高的发射架上。一切准备就绪后,点火,起飞,直冲云霄。
  中国第一枚试验性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发射成功了。
  结束后,钱学森找来负责人潘先觉说:“你们这样搞法,方法是对头的,我们在美国搞火箭喷气推进,初始阶段也是这样干的,所以中国不要自卑。”
  “中国不要自卑”,这样的鼓励,钱学森对导弹研制项目工作人员也说过很多次。
  20世纪50年代末,国际上没有人相信一个国民“喝大锅清汤水,穷得没有裤子穿”的国家,能够研制出导弹来。
  “人有我无”,先进的科学技术买不来,依靠外援也有限,导弹研制困难重重。
  这就意味着,一切要从基础做起。
  钱学森叫回了自己在国外的好友,成为力学研究所的重要助力,但这远远不够。
  五院成立后,钱学森做起了导弹“扫盲”的工作,他亲自编写《导弹概论》做教材,授课对象包括五院的科学家、刚分配来的大学生、技术人员和干部,甚至军委总部机关干部。
  钱学森原本是有个臭脾气的,他讨厌笨蛋。在麻省理工学院上课的时候,他常常整节课都是自己在黑板上演算,不对学生作任何解释。
  有一次学生打断他,“我看不懂您压力—体积比的推导。”
  钱学森问他:“你课本读了吗?”
  “读了。”
  “那你就该懂才对。”说完,钱学森转头继续写黑板。
  钱学森的高傲情有可原,他家世好,天分高,有全面的素质教育基础,见多识广,在学习上又十二分拼命努力。他习惯了在科学世界里冲锋,所以很难理解普通人。
  但在回国之后,常常是一个人站在“旷野”上,面对这一大群嗷嗷待哺的“门外汉”,钱学森想来想去,也只能磨了性子,“手把着手教”。
  学生赞叹他,“从未听过那样好的课,从具体的讲起,又概括,又提高。”一些场合,钱学森也鼓励叫年轻的科学家来讲,但常常需要他再翻译一遍。钱学森成了接地气的科学家。中国的导弹方面可用的人才也逐渐多了起来。
  一切只靠自己,艰巨的导弹事业必然是缓慢的。祖国的导弹事业一边打人才基础,一边也在巧借力。
1957年,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后,中苏签订“国防新技术协定”。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供两枚P-1模型导弹,为我国教学和科研使用。但苏联“老大哥”的诚意明显不足,钱学森清楚得很,P-1导弹是苏联已经淘汰了的装备。
  于是钱学森和聂荣臻元帅一起,制定了中国导弹的研制“三步走”方针:先仿制,后改进,再自行设计。
  事实证明“三步走”方针是正确的。
  有了前期的仿制经验之后,即使在1960年7月,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项目,撤回专家,停止供货之后,半年之后,中国第一枚自制地地导弹“1059”,也还是试验成功了。
  “1059”,就是后来的“东风一号”。
  艰难的第一步跨了出去,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。“两弹一星”“八年四弹”计划也陆续上马。
  失败和挫折是少不了的。1962年3月“东风二号”导弹研制出来的时候,被命名为“争气弹”,但发射飞行21秒之后,尾段就着火,发射失败。“人人脸上都变成了灰色,有的人甚至哭出声来。”
  钱学森作为项目技术总负责人,带领团队花费3个多月找到了故障原因,并定下一个原则,“把故障消灭在地面”,后来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准绳。
  1964年,改进后的“东风二号”发射成功。不久,中国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钱学森提出导弹、原子弹“两弹”结合试想。
  1966年,“东风二号甲”改进型中近程导弹试验发射成功,为“八年四弹”打了一个“开门红”,也为“两弹”结合试验打下基础。
  1966年10月,“两弹”结合成功。
  随后,中国进入十年内乱,但“两弹一星”事业还在艰难进行。
  1970年,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。
  1975年,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。
  中国的导弹家族在不断扩展中,从陆基发射到水下发射,从固定阵地发射到机动隐蔽发射……在最穷苦的岁月,通过最艰难的历程,我国筑造了一座又一座航天丰碑。
  2009年10月31日,98岁的钱学森离世。次日,大雪覆盖北京城。
  在那些丰碑上面,都大大地写着他的名字—钱学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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